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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草包大王”和他的乡亲们

2019-07-11  武进日报

 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摆脱贫困、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,是平凡的劳动者敢于“试一试”的全部动力;而时代的“高光”,也曾在某一刻,打在他们身上——

  □ 记者 诸丽琴 徐梦超

  昨天上午,前黄镇杨桥村邵西村民小组,82岁的尹华凤站在自家两层楼房前,感念道:“造大儿子婚房的钱,全靠了我们队里的‘大喉咙’!”

  “大喉咙”徐昔生,是个“小个子”,不到1米6,有些干瘦。

  时光闪回1978年的夏天,38岁的徐昔生到苏州一家酱品厂看望朋友。“我见酱品厂院子里晒的萝卜白菜都用草包装着,就随口搭了句‘我们也能做’,朋友就把我介绍到了浙江桐乡。”徒步、坐车、摆渡……徐昔生接回来的第一笔“订单”,就有2万只草包。

  彼时,一切计划供应之外的,都有可能被“兜”进“投机倒把”的框里;“改革开放”这个词,还没有见诸于各大报端。

  “草包是供销社统一收购的,但是数量有限,每家每户都有剩余。其实我接活时心里是害怕的,怕被‘割资本主义尾巴’,被说‘投机倒把’。”徐昔生坦言。但是,看着家里3个半大的孩子,他还是决定“冒险试一试”。

  “收草包”的消息“鬼兮兮”地传开,村子里每家每户的夜忙碌了起来。女主人们划过一根“洋火”,点亮煤油灯。草包机的“咔咔”声响,伴着孩童入眠。

  “我和我家大丫头,白天加晚上能织25~30只草包,刨去成本,一只草包赚1角5分。”尹华凤掏出随身的黑色小布袋,扒拉出几张一角纸币:“这是当年卖草包的钱,我一直留着当纪念,家里的草包机也没扔。”

  草包收到一定数量,徐昔生借来2只“摇摇船”,由队里两个壮劳力押运,从屋后的邵家浜出发,沿着运河一直到桐乡。“当年10月陆续发货,直到第二年1月份,2万只草包才送完。”

  73岁的朱亚玉,当年是生产队的会计。“每到收购时,队里的人挑着草包送到勤丰桥附近的一块空场,我按人头、数量记录在本子上。”等对方的货款汇过来,朱亚玉便到信用社把钱取回来,再对着本子一一发钱。

  朝夕相处的乡邻,其实有着特有的信任,但徐昔生不管钱,他固执地不想破坏这种信任。“对方收购价一只4角1分,我们这里按好坏收,3角5分或者3角4分。多出来的6分,5分给运输,1分算我跑业务的提成,请客送礼走人情都在这1分里面,全部明明白白摊开告诉大家。”

  当年12月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。改革开放的政策春风,吹暖了江南的小村落。一年里,徐昔生要跑浙江七八趟。出门前,老伴王春秀总会悉心打点他的行头。说是“悉心”,也不过是一件深色的确良衬衫、刷得干净的解放鞋,还有一个带把的布口袋。布口袋里,有时会装上时令的土特产。

  接回的“订单”规模越来越大,最多一次有20多万只。不仅是当地,连宜兴都有村民挑着草包送来,徐昔生成了远近闻名的“草包大王”。

  “‘大喉咙’不是说他嗓门大,而是有办法赚钱。”朱亚玉笑说,别村的人还穿不起袜子的时候,他们村里人都穿起了毛线衫、灯芯绒外套。尹华凤家靠着卖草包攒下来的钱,给大儿子盖起了婚房:“我记得200块钱买1万块砖头。”

  1984年,徐昔生家成了村里的第一个“万元户”。县政府给他颁发了大红的“勤劳致富光荣证”,还奖励了一张电视机票。“凭着这张票,我们买了村里第一台彩电,每天晚上来看电视的人家里都坐不下。” 徐昔生很喜欢这种“挺有面子”的感觉。

  随着“分田到户”的深入,村民的生活好了起来,市场对于草包的需求也渐渐萎缩。1986年,徐昔生停止“接单”,做起了生意,奔波于时代的洪流。

  “大喉咙”已经79岁了,属于他的“高光”时刻早已不在。但村里的老人们还时常围坐一起,感怀当年。“换现在的说法,他当年就是‘农村致富带头人’!”常看报的朱亚玉,用一个“热词”精准概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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